国家从何而来，是社会科学中很基础性的一个问题。

这里的“国家”指在一定疆域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，或者可以大白话地理解成"国家机器"，包括集中化的官僚体系，税收系统，警察军队，以及公共品的提供。人类不是生来就生活在国家中的。已有研究中最著名的是Charles Tilly的Bellicist Competition，即战争造就国家，国家带来战争：战争和备战过程让政治实体（族群部落，贵族军阀，独立城市...）逐步形成国家的形态：打仗得要钱，要钱得收税，收税得靠官僚。

Tilly用欧洲国家的形成解释了这个理论，也有学者在中国找到了印证（比如说春秋战国形成了秦帝国）。Huang and Kang (2022, IO) 提出，除了战争直接塑造的，还有通过国家形态的向外扩散形成的国家。国家间各种制度的扩散有四种方式：强制（比如殖民），竞争（师夷长技以制夷），学习，和模仿。作者以日本和韩国的国家形成作为学习和模仿作为国家形成的证据。

在东亚体系里，古代的中日韩在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对和平的，没有太多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（虽然各自有很多内战）。对于古代日韩来说，来自中国的威胁其实很弱，所以日韩国家的形成很难说是为了跟中国备战而形成的。相对欧洲来说，东亚内部相对更稳定，王朝也延续更长。

作者追溯了日韩在公元400-800年间（隋唐）对中国制度的系统性的模仿，发现这些模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资助战争或者镇压叛乱，而是一种出于荣誉和合法性，并通过模仿中国的制度逐步削弱内部贵族的势力。儒学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图为日韩学习模仿中国制度的时间线。

Huang, C., & Kang, D. (2022). State Formation in Korea and Japan, 400–800 CE: Emulation and Learning, Not Bellicist Competition.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, 76(1), 1-31. doi:10.1017/S00208183210002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