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有些政策会采用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？van der Kamp (Governance, 2020) 基于中国的环境政策执行，提出一个解释：因为地方不听话，所以只好一刀切。

One-size-fits-all ("一刀切") 或者“blunt force regulation”在很多政策领域都出现，但这种做法其实是成本巨大的。上级政府命令地方这么执行，是为了解决政策执行中“委托代理”机制的两个问题。第一，政策执行很难观察，实际上做了没有，上级需要很大成本获取信息，才能判断。“一刀切”让信息判断变得简单。第二，下级也知道上级有信息不足的问题，所以就算有一些惩罚作为威胁，下级也不怕。一刀切让这种惩罚变得非常可信credible，被要求“一刀切”时，地方不做就会挨打。

已有的研究认为，这些过激的执行是下级主动地向上级表忠心，这篇文章认为，反而是不愿意执行的城市，最后不得不（在上级的命令下）采取一刀切。文章中用了单案例和统计分析作为证据。

案例讨论了广东清远减少洋电子垃圾的过程。清远是回收电子垃圾的重镇，中央颁布清理后，当地被作为重点治理对象。2012年，当地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执行力度很低，由地方环保部门带头。2014年初在副省长视察前，当地关停了一些企业，但在此后一切如故。2015年，当地开始采用一刀切的做法，“先停产，再安置（到工业园）”，数月内有两千多工厂被直接关停。

这个做法是不是正常的环保执法，去过剩产能，或者是产业升级呢？文章认为不是，因为关停企业中只有三分之一被判定是违规生产，同时有一些机械化水平很高的企业，应该是产业升级的方向，因此执行的目标只是减少污染。

那是不是当地自己不想要这个产业了呢？文章认为不是，因为2012-2014，政策很弱执行的过程，恰好是当地房地产开发的热潮。在财政收入迅速增加，并且污染型企业不利于房地产发展的时候，当地依然选择保护这个产业。

那是不是地方想要表忠心呢？文章认为不是，因为提前、长期、有效执行更容易表忠心，尤其是一些在执行中“可逆转的”做法，能够兼顾地方的利益。

排除这些解释后，文章认为突然而集中的执行，是因为来自上级（视察）的压力。2014年初副省长考察前，以及2015年三月中央检查前，都有集中的治理活动。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能提高管理效率，或者振兴经济，但有效提高了特定政策的执行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。(这里其实没有明确证据说明是谁主动采取了这个做法，文章的意思是省。因为在省视察前，地方采取的作为在视察后停了。但在中央视察前，地方的做法就坚决强硬了很多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提供了财政保障来执行有关政策)。

因此，与此前研究中“表忠心”的说法不同，文章认为，在环境政策上服从的力度越低的地方，越容易被命令采取一刀切的政策。文章采用了2010-2015中国城市层级的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检验，并排除其他解释（污染越严重，产能越过剩，越有钱，越容易一刀切）。数据分析的结果发现地方政策越不服从，最终空气污染产业的产能的减少反而越多。

（实证的瑕疵是对于服从程度的测量用的是一个近似值proxy。一个NGO提供了一个指数PITI，来评价地方在这一政策上的作为，包括一百多个主要城市。文章为了弥补样本量不足和选择性偏差，采用了“人均财政收入”作为近似。这一变量与PITI指数高度相关，同时也很好说明理由：越有钱的城市，地方为了财政而不执行政策的激励越低，所以就越服从。当然，所有proxy都不完美，虽然模型中也控制了人均GDP，但最好应该用PITI本身与因变量进行检验。）

van der Kamp, DS. Blunt force regulation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: Understanding China's war on pollution. Governance. 2021; 34: 191– 209. https://doi.org/10.1111/gove.1248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