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民众非常不信任政府时，政府如何提供公共服务呢？上门服务可能是个思路。Tsai, Morse, Blair (CPS, 2020) 发现，在民众极端不信任政府的情况下，来自同一社区的志愿者上门宣导疫情知识和政策，能够使得民众更服从这些政策，并逐步提高对政府的信任。

严重的腐败和滥用暴力让民众非常不信任利比里亚政府。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当地爆发，为了抗击疫情，政府决定door to door上门宣传相关症状，鼓励民众勤洗手少聚众。因为长期的不信任关系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直接上门时遭到了民众严重的敌意和抗拒。

利比里亚政府采取了新的策略。2014年7月起，政府在各个社区招募中间人(intermediaries)作为志愿者，经过培训后统一着装上门宣导。作者在2014年12月和15年3月进行了问卷调查，其中受访人中的40%都受到志愿者的当面宣传。这些中间人的工作有效提高了民众对疫情的了解，对相关政策的服从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程度。

（这里作者花力气解决了一个内生性问题。中间人可能是有选择地上门的，换句话说，会不会是挑熟人或者好搞定的对象进行宣传呢？作者通过两个方法降低了这个困惑，首先是对这些志愿者的访谈，发现他们的任务其实是全覆盖，所以在工作过程中并不会有选择。其次是两拨问卷间隔的三个月里的宣导工作，与第一波问卷中受访者的情况并不相关。）

但这个效果是哪来的呢？作者在2015年3到5月期间在当地进行了80个访谈（这是埃博拉疫情在当地大规模爆发后的五个月，上帝保佑政治学家）。访谈发现，一方面是中间人志愿者与当地居民原本的熟悉familiarity和社会网络social bond，熟人提供的信息容易被接受。

但同时，一样有非常多的志愿者被拒绝和抵制。文章中引用了一些访员面对的谩骂，"You’re printing these flyers to trick us"或者被指责在“helping government identify people to kill”。

然而与政府的工作人员相比，这些人具有独特的优势，在社区中的嵌入性embededness in the communities. 因为他们就是这些社区（指的是大一点的区，不是小区）中的人，所以即便原本不认识，居民能够监视这些中间人的工作，并在不对的时候制裁他们，因此增强这些中间人的accountability。正如一个志愿者对居民说的，“如果我在以此牟利的话，我怎么会还穿着拖鞋！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，你就会看到我的生活立马就改变了。”

这些中间人也有办法运用一些策略和当地资源，让居民相信自己。例如强调自己与当地的组织，名人，以及单位（例如学校）的联系，逻辑就是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”，也增强了这些中间人的可信度。同时，长期的工作也让居民将对中间人信任转移到对政府的信任。文章也讨论了这些中间人为什么参与到这些工作中，强调了社会地位和道德动机。

相较于资源不足的弱国家，这篇文章关注到了这种民众信任度极低的脆弱的国家fragile state，并发现使用嵌入的当地中间人能够有效推进政策和公共服务。

Tsai LL, Morse BS, Blair RA. Building Cred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Low-Trust Settings: Persuasion and Source Accountability in Liberia During the 2014–2015 Ebola Crisis.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. 2020;53(10-11):1582-1618. doi:10.1177/0010414019897698